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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报显示，长安银行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达到10.53%，而按照《商业银行法》第39条规定，“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长安银行这一指标显然已经踩红线。另外，央行在1994年发布的《关于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通知》中规定，最大十家客户发放贷款总额应该小于等于银行资本净额的50%。而长安银行最大十家客户贷款余额达到了87.42亿元，占资本净额比例62.21%。

梁松告诉《中国企业家》，因华大单方面解约，其细胞存储市场受到严重影响。甚至，由于华大方项目负责人的频繁更替，合同无法落实引发的财务问题，其和公司的一位副总被刑事拘留了37天。尽管梁松对当时与华大的合作多有不满，但时隔一年多，他有了跟华大重新合作的契机：他一位小学同学的母亲患上了晚期乳腺癌，为了吃靶向药，要做全基因组外显子区域肿瘤方向的测序。但这套测序费用高昂，同学的家庭条件难以支付。梁松向华大寻求帮助后，华大给梁的同学的母亲免费做了这一测序。

汪建似乎应该为员工再做些什么，但上述华大在职高管为他鸣不平，“这些股份可都是从他个人的股份中分出来的啊。”汪建孤独吗？“要么出局，要么出众。”2015年10月，前华大基因研究院院长、华大基因CEO王俊，在一场行业论坛上宣布离职创业。此前，他曾在微博写道。

上述银行中，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花旗集团和摩根大通等四家银行也因允许交易员联合操纵外汇市场价格，在2017年被美国司法部处以总计56亿美元的罚款。目前，美国监管当局仍有针对巴克莱银行、法国巴黎银行、花旗集团、摩根大通、苏格兰皇家银行和瑞银总计超过28亿美元的调查。

“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客观因素是，清理线下理财公司工作由工商、金融办、公安等部门负责，缺乏有效协调机制，工商只能核查业务经营范围，金融办没有执法权，一般在机构负责人自首、投资者举报或发生兑付风险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才会介入，即使投资者举报，公安收集证据，也比较复杂。”上述中部某地金融办负责人坦言。

其实，特立独行也好，曲高和寡也罢，都属于个人选择范畴。但2017年，华大基因上市了，身份从民营企业转变成了公众公司，随之公司和创始人都陷入到舆论的泥沼中。“错就错在，我是一个公众公司（负责人），所以我才摆脱不了（舆论）。”汪建对《中国企业家》说。